1959年后，一名大将迅速上升兼任多项要职，成地位最高的大将

1955年，新中国首次推行军衔制度，最高级别为元帅，次一级为大将。这两级军衔在此后未再授予任何人。

在开国将帅中，有三位元帅曾担任正国级领导职务，而十位大将则无人达到这一级别。那么，在这些大将中，谁的地位最为突出？粟裕作为十位大将之首，在解放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，被誉为"常胜将军"。他在淮海战役等重大战役中发挥了关键作用，为新中国成立作出了重要贡献。虽然大将中无人担任正国级职务，但粟裕的军事才能和战功使他在大将中享有崇高地位。他的战略眼光和指挥艺术，至今仍被后人称道。总的来说，粟裕凭借其卓越的军事成就，在十位大将中占据了最为重要的位置。

在军事领域，粟裕的成就无可争议。作为解放战争时期第三野战军的实际指挥官，他的军事才能得到了充分展现。然而，新中国成立后，他的仕途却出现了转折。尽管他曾担任过总参谋长这一要职，但在1958年的反“教条主义”运动中，他的地位发生了变化，随后便退出了核心领导层。这一变化与他战争时期的辉煌形成了鲜明对比。

谭政曾任总政治部主任，但在1960年就被调离关键职位；萧劲光和许光达虽然是军种司令员，但他们的地位并不算特别显赫。

在抗日战争期间，王树声并未处于核心领导层；陈赓因早逝，生前主要担任哈尔滨工业大学的管理工作及副总参谋长职务；徐海东则因健康问题长期处于休养状态。

新中国成立初期，黄克诚和罗瑞卿在党政军系统中担任要职。在1959年之前，黄克诚的职位尤为显赫，他同时担任多个关键职务，包括国防部副部长、中央军委秘书长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。这些职务使他成为当时国家军事和国防事务中的重要人物。

黄克诚作为军委秘书长，手握实权。当彭德怀忙于其他重要事务时，军委的日常运作基本由黄克诚全权负责。

粟裕担任总参谋长，黄克诚为副参谋长，但实际上黄克诚并未在总参谋部履职。他的主要工作地点在国防部和中央军委，协助彭德怀处理相关事务。由于总参谋部需接受中央军委的领导，黄克诚的工作重心自然偏向军委方面。这种职务分配体现了当时军队指挥体系的分工特点，也反映出黄克诚在军事决策层中的实际作用。

1958年，由于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在职责划分上存在模糊地带，双方矛盾不断激化。黄克诚与彭德怀联手对粟裕进行了批评，之后黄克诚便接替了总参谋长的职务。

这一时期，黄克诚在众多将领中位居首位。

出乎意料的是，仅仅一年后，黄克诚与彭德怀一同遭到批判，被迫离开军队。这一变故使得罗瑞卿接任总参谋长一职，成为第三位担任这一重要职务的大将。

罗瑞卿在战争时期担任了多个关键职务。他毕业于“双一”学校，历任红四军政委、红一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、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、晋察冀野战军政委、华北军区第二野战军政委以及解放军第十九兵团政委等重要职位。

主席对罗瑞卿极为信赖，曾表示：遇到问题不必惊慌，天不会塌下来，即便塌了也无所谓，有罗长子扛着。当时，不少人将罗瑞卿誉为“毛主席的首席保镖”。

1959年，罗瑞卿的职位有了显著提升。这一年4月，他出任国务院副总理，成为十大将中唯一担任过这一职务的人。到了9月，由于黄克诚卷入政治风波，罗瑞卿接任了总参谋长和军委秘书长这两个关键职位。

当时国防部长林彪虽然名义上是军委的最高领导，但由于长期抱病休养，很少参与实际工作。因此，军队的日常管理和决策权实际上落到了罗瑞卿手中。他在军中的地位显赫，手握重权，成为当时军事事务的核心人物。

此后，罗瑞卿逐步承担了更多重要职务，包括国防委员会副主席、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以及中央书记处书记等。他在多个关键领域担任了13个实权职位，涵盖了党、政、军三大领域，显示出其广泛的职责范围。

此时，罗瑞卿的地位已经超越了大将级别，甚至高于一些元帅。例如，聂荣臻、徐向前、陈毅、叶剑英等元帅通常只负责单一领域，他们的许多工作都需要罗瑞卿的协助才能顺利推进。

罗瑞卿每天面临繁重的文件处理任务，办公室的电话也持续不断。由于工作量巨大，仅凭他一人难以应对，因此他特意聘请了四位秘书，分别管理军队事务、国防工业、党政工作以及日常事务的协调与处理。

这四位助手会先把文件按重要性和紧急性分类整理，然后依次交给罗瑞卿处理。每次他们同时去汇报工作时，罗瑞卿总是无奈地笑着说：得，我又被围住了。

那段时间他简直忙得不可开交，连吃饭、坐车、赶飞机的间隙都得抓紧处理工作。

尽管他未能正式进入政治局，但他却拥有旁听政治局会议的资格，这在当时的体制中极为罕见。这种特殊待遇意味着他离正式成员的身份仅一步之遥，而其他九位大将均未能享有这一特权。这种独特的地位，无疑凸显了他在高层中的特殊影响力。

然而，任何事物都有其复杂性。罗瑞卿身兼多个关键部门的领导职务，涉及的事务自然十分繁杂。这种多重身份的叠加，无形中增加了与他人发生摩擦的几率。

他与林总之间的矛盾最为人熟知。尽管他来自“双一”背景，曾是林总的得力干将，但当触及关键利益时，过往的交情也显得无足轻重。

林总强调军队建设应以政治工作为核心，而罗瑞卿则坚持军事训练应占据主导地位，两人在军队发展方向上存在明显分歧，这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被视为一种公开的竞争。

林彪随后公开指责罗瑞卿，称其有意阻挠上级了解情况，并怀有觊觎国防部长职位的野心，两人之间的冲突由此公开化。

近年来，罗瑞卿的地位虽有显著上升，但与林彪相比仍有明显差距，导致他在各方面逐渐感到力不从心。

1965年底，罗瑞卿接到命令前往上海参加一场紧急会议。然而，他刚下飞机就被直接带到了建国西路的一处花园别墅，并未获准参加那场原本应该由他出席的会议。

罗瑞卿从昔日同僚那里听到了一些不利的消息，意识到自己的处境相当危险。为了应对这一情况，他一回到北京就立即向中央和毛泽东提交了书面说明，试图澄清所谓的“错误”。

在这个关键时刻，他说的东西基本没啥用。

不久后，罗瑞卿的职务被撤销了12个，同时他也被隔离接受审查。尽管身处困境，他仍然心存期待，盼望组织能尽快查明事实真相。

然而，他最终迎来的却是1966年3月3日的军委会议。在这场会议上，众多军委成员直接对他进行了严厉批评，问题不断升级，指控也越来越严重。巨大的压力让罗瑞卿感到难以承受。

会议结束后，罗瑞卿的处境愈发困难。在极度痛苦中，他于3月18日选择跳楼，试图以死来表明自己的无辜。

幸好及时发现并采取了急救措施，罗瑞卿的生命得以保全，这算是不幸中的幸运。

他的双腿遭受了严重损伤，导致行动不便。多年后，他为了治疗腿病，不幸在手术中发生了意外。

当时罗瑞卿与林彪之间确实存在矛盾，但这种矛盾并非仅限于林彪一人。例如，叶剑英曾因一首诗引起了罗瑞卿女儿的强烈不满，这也反映了罗瑞卿与其他高层人物之间的紧张关系。

在接下来的岁月里，这位曾经位高权重的高级将领经历了长期的困境，屡次遭遇打击，直到1974年才得以重获自由，逐步恢复职务。

1977年，邓小平重新掌权后，罗瑞卿再次被委以重任，继续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这一关键职务。

罗瑞卿因长期劳累，旧疾复发，腿部伤势恶化。为了彻底根治，他前往德国接受手术治疗。然而，由于医生的失误，罗瑞卿不幸突发心肌梗塞，最终离世。这一结果令人深感遗憾。

鉴于此次意外事件，中央随后出台了一项政策：禁止国家领导人赴境外接受医疗治疗，以防止类似情况再次发生。这一规定旨在确保领导人的健康安全，避免因出国就医可能带来的风险和不便。通过在国内安排医疗资源，可以更好地保障领导人的身体状况，同时也能维护国家形象和稳定。